在六十年代，主动要求离休的干部不多，即便是有，也是因为身体无法支撑工作而选择离休，如南京军区政委唐亮；也有身体好端端，因其他一些事情，以身体不适为由离休，如总政部文化部部长李逸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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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李逸民是知识分子出身，投身革命之前的家境很殷实，去上海求学时投笔从戎，考入黄埔四期。南昌起义后，前往上海找组织，偶见被捕入狱，敌人知道他有问题，但并不知道具体问题，因此一直关押，抗战爆发被组织营救出来，到延安抗大学习。解放战争到东北干财经工作。

　　解放后，从地方转入军队在公安军工作7年，调总参后，又调总政担任《解放军报》总编辑，文化部部长。可在1964年想方设法要求离休，从回忆录记载，说因为受到某些人的影响。原本心脏不适，想以此为借口开病假单，结果坚持无大碍。后来，想办法上下楼梯运动，再做心电图出现“异常”，开好单子，结果总政首长让他休长假，没有同意离休。

　　1966年，一场运动悄然将至，一开始涉及面不大，只在文化界5个领域展开，可后来全面铺开，总政部更是不例外。

　　已经离开总政的他，也很想参与进来，到总政部看情况。完全是带着“好奇心”，根本就没有把这件事想得有多严重。以为就是过去的运动，或者其他形式的。当看到文化部几位副职被贴大字报，自己还来气，怎么没有自己的？认为不贴自己的大字报是不合理的，认识他的人赶紧打发他回去，等有他的大字报一定告诉他。

　　对方的不耐烦，让他有些不乐意，甚至让秘书每天过来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大字报。

　　因为不了解运动的目的，他不在位置上，因此没有受到冲击。别人第一次让他走，没想到还来第二次，他说自己忍不住，看到运动搞得很热闹，而且看大字报的人山人海，自己好不容易挤上楼。遇到一个造反头头，告诉他要尽快离开，这里不是他来地方。他说运动人人都要关心。

　　对方很严厉，不让他来。致辞也不理解，怎么回事，大家都可以来，自己怎么这么不受欢迎。几个月后，总政几位副主任受到冲击，他才意识到自己此前的行为有多“荒唐”。大家唯恐避之不及，他却凑热闹。

　　一身疲惫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，此时身体憔悴，见到对方问是不是病了，对方问题来干什么，参加会议吗？他说过来看文件的。

　　1967年，总政主要领导无法正常工作，甚至通知他去参加批斗大会，他没有去，有人说：总政这么热闹，你为什么不参加。他说自己近来学习缩头法，该缩头时不出头。

　　日后，他作为旁观者看到运动的变化，也有所思所悟。后来，还有人用话点他，怎么没见你去总政部看大字报了。对方的掩护，他直接说：你怎么知道我没去。对方说，我向你提出一个要求，你要去看大字报。李逸民说：我下午就去，不用你操心。

　　李逸民下去去后，果真贴着他的大字报，涉及三点。爱钓鱼；画提倡封建艺术；搞物质刺激。看后也非常生气，也没说什么闷闷回家了。

　　因为他早一些离休，作为非在位置上的干部，在那时候并不非重点。因此，生活上没有太多风浪。

　　1969年因战备，上级让每职务和工作的干部疏散，他也在其中，坚持不走，就一个字拖，最终拖过去了。到七十年代末，各方面都走上正轨，他担任顾问。